（原標(biao)題：紫金山知識產權(quan)國際峰會又召開了(le)，這(zhe)些國內外大咖談了(le)些什么）

2019年11月11日，江蘇南京“紫金山知識產權國際峰會”迎來第四年，今年的會議主題除了“知識產權”外，還多了一個“開放型經濟”。

過去這些年來，創新改變了世界，推動了經濟增長，那么知識產權保護在里面發揮了什么作用？論壇上，來自國內外產學研界的多位專家對此發表了看法。

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院長林毅夫認為，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由于比較優勢的不同，對待知識產權保護的態度存在差異，但中國現在已經到了“必須重視知識產權保護的時候”。

華為技術有限公司高級副總裁、首席法務官宋柳平強調，知識產權最早從歐洲誕生，以國家為緯度建立制度開始，發展到今天，知識產權已經成為一個全球化的問題，需要各國共同構建起“技術、法律和政治”的全球協同生態，國內創新生態的打造則要從工程創新往前延伸，直至基礎教育。

中國已經成為歐洲專利申請最大的來源國之一。會上，中國國家知識產權局和歐洲專利局聯合發布《計算機實施發明/軟件相關發明專利審查對比研究報告》，“計算機領域是一個高增長的產業，這一對比報告可以讓用戶更好的了解去歐洲申請計算機實施發明專利時會遇到一些什么情況，與中國不同之處在哪里。” 歐洲專利局局長安東尼奧·坎普諾斯表示。

會議的重頭戲之一是，經濟學家林毅夫所領銜的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與南京市政府、江蘇省知識產權局和江蘇大學，簽署戰略協議，共建“長三角新結構經濟學知識產權研究院”。

為什么要保護知識產權

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院長林毅夫首先拋出了兩個問題：為什么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絕大多數的發展中國家即便知道創新是經濟發展的最主要動力，但是絕大多數國家仍然身陷低收入或者中等收入陷阱？知識產權保護有利于創新，可是發展中國家普遍對知識產權保護不太上心、而發達國家對知識產權保護高度重視，為何會出現這種差異？

林毅夫從新結構經濟學角度解釋了上述兩個問題，并說明“中國已經到了必須非常重視知識產權保護的時候”。

林毅夫認為，對于一個經濟體而言，創新很重要，但創新必須跟每個階段的比較優勢相結合，才能夠形成競爭優勢、推動經濟發展，而正是“比較優勢”的不同，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對于知識產權保護的態度存在差異。

在(zai)他看(kan)來(lai)(lai)，過去絕大多數(shu)的(de)(de)發(fa)(fa)展中國家失敗，最(zui)主要原(yuan)因是(shi)他們在(zai)經(jing)濟發(fa)(fa)展的(de)(de)時候總是(shi)去違背比(bi)較(jiao)優勢。比(bi)如說(shuo)資本(ben)很短(duan)缺的(de)(de)農業經(jing)濟，想發(fa)(fa)展現代化的(de)(de)大規模(mo)的(de)(de)鋼鐵廠、汽車廠等(deng)制造業，最(zui)后發(fa)(fa)展出來(lai)(lai)的(de)(de)產(chan)業看(kan)起來(lai)(lai)很先進，技術(shu)好(hao)像也很好(hao)，但是(shi)在(zai)國際上沒有競爭(zheng)力，因此需要地方(fang)保護，要補貼。

根(gen)據(ju)比較(jiao)優勢理論，勞(lao)動力(li)(li)多(duo)、資(zi)(zi)本稀(xi)缺的(de)(de)(de)時(shi)候，應該發(fa)展勞(lao)動力(li)(li)相(xiang)對密集(ji)的(de)(de)(de)產業(ye)，使用勞(lao)動力(li)(li)替代(dai)資(zi)(zi)本的(de)(de)(de)技術，反過(guo)來講，如果說資(zi)(zi)本積累了，變成(cheng)資(zi)(zi)本相(xiang)對豐富、勞(lao)動力(li)(li)相(xiang)對短缺，到那(nei)時(shi)候，你的(de)(de)(de)比較(jiao)優勢在資(zi)(zi)本密集(ji)型(xing)的(de)(de)(de)產業(ye)，首要(yao)的(de)(de)(de)就是(shi)用機器來替代(dai)人。

這一(yi)轉變(bian)(bian)過程中(zhong)，比(bi)較(jiao)優(you)勢(shi)是一(yi)步步變(bian)(bian)化的(de)(de)，如何(he)把比(bi)較(jiao)優(you)勢(shi)轉化為競爭優(you)勢(shi)？“政府(fu)需要發揮作用(yong)，比(bi)如不(bu)斷的(de)(de)完善電力、交通、基礎(chu)設施等等，并且必須有先行(xing)者根據經濟體的(de)(de)比(bi)較(jiao)優(you)勢(shi)的(de)(de)變(bian)(bian)化進入(ru)到新(xin)的(de)(de)產業，采用(yong)新(xin)的(de)(de)技(ji)(ji)術，隨行(xing)者不(bu)管成功和失敗都給后來者提供技(ji)(ji)術，必須由(you)政府(fu)提供一(yi)定(ding)的(de)(de)資本幫助先行(xing)者。”

上述比較優勢理論可以用來理解為什么不同發展階段的國家對待知識產權保護會有如此不同的態度。

林毅夫表示，發達國家擁有比較完善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原因是發達國家收入水平高，代表著產業和技術都在世界最前沿，如果要推動經濟、產業升級，就必須自己發明技術，可發明出來后，別人的學習成本非常低，如果不給發明技術的企業一定的激勵保護和補償，企業不愿意做技術創新。

而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發展較好的發展中國家是根據比較優勢來發展的，而很多發展中國家既有比較優勢的產業和技術，與世界前沿技術的差距，有的是相差20年、30年、40年，而專利保護最多也不過20年，那么引進這些技術不需要成本，這種狀況下即使發展好的發展中國家對專利保護也不上心。發展中國家只有當產業技術在世界最前沿的時候，它的技術創新產業才需要自己發明。

從這一角度來看，林毅夫表示，“中國確實到了必須重視知識產權保護的時候。”根據研發方式不同，他將中國目前的產業分成五大類，分別說明為什么這些產業需要知識產權保護。

第(di)(di)一(yi)類(lei)是發(fa)達國(guo)家擁有(you)比較(jiao)(jiao)優(you)勢、中(zhong)國(guo)還(huan)在追趕的(de)(de)產(chan)業；第(di)(di)二類(lei)是，中(zhong)國(guo)已經處在世界前沿的(de)(de)，如家電產(chan)業；第(di)(di)三類(lei)是因為工資(zi)水平(ping)提高了(le)，喪失了(le)比較(jiao)(jiao)優(you)勢的(de)(de)勞(lao)動力密(mi)集型(xing)產(chan)業；第(di)(di)四類(lei)是研發(fa)周期(qi)很短(duan)、高人力資(zi)本(ben)(ben)投入(ru)的(de)(de)彎道(dao)超車類(lei)產(chan)業；第(di)(di)五類(lei)是研發(fa)周期(qi)很長、高人力資(zi)本(ben)(ben)投入(ru)、高金融資(zi)本(ben)(ben)投入(ru)的(de)(de)戰略型(xing)產(chan)業，關乎(hu)國(guo)防安全(quan)。

林毅夫說，第二類彎道超車的產業、第五類戰略性產業，必須自己研發，因此必須要有嚴格知識產權保護，而對于第三類已經失去比較優勢的產業，當中有些需要進入到品牌、新產品設計階段，因此也要知識產權保護，第一類發達國家有比較優勢的產業，也同樣需要知識產權保護，因為還在知識產權保護期里面，中國要外商前來投資，就必須有良好的知識產權保護。

他特別提到了江蘇太倉，“因為有良好的知識產權保護和好的投資環境，吸引了多家德國企業前來投資辦廠”。

知識產權保護，政府需要做些什么？

什(shen)么樣的土壤有助于技(ji)術(shu)創新？政府能夠做(zuo)些什(shen)么？

華為技術有限公司高級副總裁、首席法務官宋柳平表示，真正鼓勵創新的土壤，應當是知識產權的保護程度可以使得真正的創新者從市場獲益，同時聚焦以市場為目的創新活動。

這種創新(xin)(xin)不(bu)是孤立的(de)(de)。宋(song)柳平表示(shi)，創新(xin)(xin)生態(tai)應當(dang)是一個整套(tao)體系，從工(gong)程創新(xin)(xin)向前延伸，到(dao)基礎(chu)教育，“沒(mei)有(you)基礎(chu)教育的(de)(de)發展，就不(bu)可能有(you)高質量的(de)(de)創新(xin)(xin)，這個國家生態(tai)當(dang)中最早(zao)的(de)(de)環節，能不(bu)能讓老師(shi)(shi)成為最有(you)吸引(yin)力的(de)(de)職(zhi)業，讓最優(you)(you)秀(xiu)的(de)(de)人(ren)做老師(shi)(shi)，用最優(you)(you)秀(xiu)的(de)(de)人(ren)培養更優(you)(you)秀(xiu)的(de)(de)人(ren)。這樣才能形成創新(xin)(xin)的(de)(de)基本土壤和環境。”

國家知識產權專家咨詢委員會委員、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原校長吳漢東教授更是直言不諱地表示，政府要提供一個良好的有利于創新的政策環境、營商環境和法治環境。“如果中國的首富不是中國的比爾蓋茨和喬布斯，而是房地產商，那么我們的產業創新就沒有出頭之日。”

吳漢東表示，知識產權是一個非常龐大的制度體系，其中版權、專利和商標三大制度非常重要。“研發階段靠專利和版權來掌握產品開發的主導權，營銷階段靠商標，同時還有地理標志，掌握市場的定價權。”

開放的世界里，全球生態與國內生態同樣重要，特別是在知識產權的世界規則構建過程中。

宋柳平表示，知識產權既是技術問題，也是法律問題，可能還是政治問題。但華為的主張是，技術的回歸技術，法律的回歸法律，政治的回歸政治。“技術問題政治化一定會導致影響技術和創新的發展。法律問題政治化，同樣也會使得法律偏離了正確的公平正義的渠道途徑。技術問題政治化，法律問題政治化的最后結果也會影響到政治，使得政治朝著錯誤的方向。”

他以法律管轄權為例，知識產權是一個屬地性的、地域性的權利，那么國際的禮讓原則實際上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基本原則，“如果我只有1%，我只管轄1%的問題，我不能因為這1%而管轄了另外99%的問題，這樣就會使得沒有判斷能力的司法機構給出判斷。”

高通公司高級副總裁馬(ma)克·斯奈德(de)則強調侵(qin)權執(zhi)法(fa)的重要(yao)性(xing)，“創新活(huo)動如果輕易的就可以(yi)侵(qin)權和‘山寨’，那(nei)么沒有人(ren)愿意進行創新了。所(suo)以(yi)，這(zhe)種(zhong)不受懲罰的侵(qin)權行為(wei)對經濟活(huo)動存在非(fei)常巨大(da)的破(po)壞性(xing)。”

他表示，從中國過去這些年的數據上也可以看到，不光是在知識產權的保護上，以及侵權的執法上，中國已經加大了執法力度。他表示，高通將會增大在中國的投資。

中國成績(ji)與江蘇探索

世界知識產權組織中國辦事處高級顧問呂國強介紹，2018年中國專利國際申請量排名全世界第二，商標申請量全球第三。WIPO今年公布的全球創新指數顯示，中國的排名已經上升到了第14位，連續4年排名上升。這一切表明中國政府將知識產權置于戰略的高位，在各個領域注重知識產權的保護。

呂國強還表示，去年以來中國在知識產權保護方面有幾個明顯變化。中國知識產權行政管理體制，從原來知識產權局主管專利，到現在把商標、專利、地理標志合在一起；在知識產權的司法保護方面，中國法院在今年年初成立了最高法院知識產權法庭，統一受理技術類二審知識產權案件；另外，中國的知識產權立法也發生了重大變化，今年開始實施新的《商標法》，正式引入了“懲罰性賠償”，數額提高到5倍。

”這一切再次說明，中國的知識產權執法更加嚴格，保護不斷強化。”呂國強說。

國家知識產權局局長申長雨表示，今年以來，專項行政執法辦案總量已經達到2.5萬件，查處商標侵權案件1.87萬件，同時還在全國建立了45家知識產權保護中心和快速維權中心，為社會公眾提供便捷高效低成本的維權渠道。

他列舉了幾項數據，有關調查顯示，中國的知識產權保護滿意度由2016年的63分提高到2018年的76分，整體步入良好階段。中國在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發布的全球創新指數報告的排名也由2012年的35位提高到2019年的14位，整整提高了21位，成為進步最快的國家之一。世界銀行發布的2020年營商環境報告顯示，中國排名進一步升至31位，連續兩年進入全球優化營商環境改善目錄最大的十大經濟體。

作為中國經濟大省、開放大省和科教大省，江蘇正在推進知識產權強省建設。

江蘇省副省長馬秋林表示，江蘇省制定了“知識產權十八條”等政策措施，扎實推進南京、常州等知識產權保護中心和知識產權法庭建設，建立完善知識產權民事、刑事、司法的工作機制，有力打擊知識產權侵權行為，著力推進知識產權國際化發展。截止到今年9月底，江蘇全省專利申請量累計突破500萬件，PCT專利申請量達到25260件，萬人發明專利擁有量29.28件。

江蘇省委常委、南京市委書記張敬華表示，今年前三季度南京全市的萬人發明專利擁有量達到了68.16件，在國內各大城市里面僅次于北京和深圳，這些專利的申請量增長了76%，商標注冊量增長了55%，知識產權的綜合實力走在了全國的前列。南京高新技術企業數量增長的幅度超過了70%，預計今年仍然會增加1100家。

會上還發布了2018年江蘇省知識產權發展與保護狀況白皮書。根據《白皮書》，2018年全省專利申請量，按地區統計，蘇州最高，135862件，其次是南京和無錫，分別為99070件和62681件；專利授權，前三名分別是蘇州50116件、南京40652件、無錫19702件。

其中發明專利授權量，南京最高，11090件，其次蘇州10845件，無錫4963件；PTC專利申請，蘇州最高1822件，南通、南京其次，分別是1069件和926件。

發明專利擁有量，截至2018年12月底，江蘇全省有效發明專利量212394件，其中企業有效發明專利量占比71.39%，大專院校占比19.47%，科研機構占比3.34%，機關團體占比1.42%。

其中，南京市49765件有效專利中，專利權人中院校、科研和企業分別擁有22153件、3023件、21689件，院校占大頭；而蘇州市56821件有效發明專利中，專利權人中院校、科研和企業分別擁有3146件、1440件、50907件，企業占大頭。